我在長樂路的十一年 (全文完) (01/10/18)

(作者: 余靜芳提供)

我家在1951年搬入長樂路1040弄1號2樓，是幢西式洋房。是年我六歲，於1962年3月離開上海赴香港與母親及兩個姐妹團聚。

這11年的記憶對我來說是磨糊不清的，毫無童年的歡樂時光。先母亦拒絕提起那段時間的任何事情，可能對她來說這段日子是苦澀的，痛苦的，千方百計的想抹去這段記憶。

入住長樂路後不久，就迎來了一連串的運動，父親的公司被公私合營，他的身體狀況亦日益轉差。父親患有哮喘後又染上肺病，母親告訴我們五兄弟姐妹，不要和他太親近，要聽話，不要去煩他，不要惹他生氣。故我們經常在樓下與鄰居小孩玩，很少與父親有溝通。家中的隔離工作做得很完善，父親不與我們小孩子一起吃飯，所有他用過踫過的東西都用滾水清洗，他的床邊用布簾隔開，只准大女兒夏芳幫忙照顧父親，所以我們個個都健康成長。記憶中，父母親很少帶我們出去，一起出去吃飯看戲更是不可能。尤其最後幾年，父親時常躺在床上，幾乎連上班都不行了。家中常備氧氣筒，姆媽學會了打針，十四，五歲的夏芳要幫忙當䕶理員，三阿姑每年從香港寄來進口藥。但是每年冬天父親仍舊要被送進急診室急救。

記憶中那年夏天，我考進了市三初中，回家後在樓下大聲告訴父親，他在正在陽台上，對旁邊的康祥說：看她得意的樣子！少見的，他開心的笑了。

還有一次，是祖母突然過世的那天，父親從祖母處回家，下了三輪車見到我在樓下，便叫我過去，一手撘在我的肩頭上，我感到好沉重，似乎他所有的力都壓到在我身上，他悲傷的連路都走不動了！回家後他就一病不起，連祖母的喪禮他也缺席了。三星期後便在瑞金醫院急診室過世。是日1957年12月31曰，享年不足38歲。

父親過世後，我只見過母親哭過一次，那是從瑞金醫院急診室回家，她對著父親的空床大哭一頓。之後的日子，我沒有見她落過一滴淚，她一直奔波在外找工作。要解決我們以後的日子，她將住房分租一半出去，接了外婆來照顧我們五個小孩。三個月後1958年3月，她便獨自一人去了香港討生活。母親離開後，我家便靠變賣家里的雜物，諸如衣料，繡花被面，铜錫器皿等等及微量的股息過日子，那套十三件的酸枝傢俬亦是那時侯賣出的，外婆更是淮海路舊貨店的常客，時常一清早便挟了一包東西出去。夏芳則負責每月向母親報告家中收支情況。

同年夏天，惠芳及康祥考入外地的中専，分别去了貴州及青海，次年1959年夏天，夏芳和小毛去了香港與母親團聚。我因剛要升市三女中的高中，不想去，便留下了。不到一年半的時間，天涯海角，家中只留下我一人與外婆相依為命。

1962年，是年我十七歲讀高三，各種運動接踵而來了。鑒於家庭出生及背景，在這政治掛帥的年代，自知無法考入上海的大學，便申請探親去香港，倒亦順利的批准了。 離開上海前與舅舅一起去龍華上墳，在墳前告訴父親，自他離開人世後，四年內家𥚃天翻地覆的變化，並在墓碑上添了黑／紅漆。默禱要父親保佑我們一家平安。想不到，十年後我們第一次回上海，就被告知，墓地早被拆了造路，屍骨不存。但我堅信父親從未離開過，他一直在我們身邊默默地守護着我們。

1962年3月我經拱北入澳門，停留了2～3天準備搭漁船偷渡，經18小時的海上飄泊，途中遇到一次解放軍上船捜查，我們躲在倉底不能出聲，聽到船主與他們談話，之後就放行了。夏芳那次的偷渡就不順利了，半途被趕回澳門一次，最後一次又遇到捜查，躲在倉底的人不敢出声，結果一個小小孩被活活悶死，就地海葬了，可憐呀。那天晚上我抵達香港。姆媽沒有留什麼好吃的，只給我半盆水要我洗澡，說這是最珍貴的東西，因適逢香港制水，隔日供水四小時，次年更為每四天供水四小時，直到从廣東引進東江水才解困。

到港後去登記，因姆媽已經為我向港府做了入境申請，尚未批准，怕被查出我是非法入境，故找了一個鄰居做我的監護人，將名字由琴芳攺成靜芳，出生日期亦改了。（直到申請美國移民時要出世紙，才去上海派出所做了一份出生公證書將日期改正了。）同年下半年港府大赦，所有非法入境者不倫偷渡，游水，爬山只要進了市區，都可領取身分證，那時才趁機將母親名字填入，其他都不改了，因為我己在上學了。這就是我改名字的由來。余琴芳只被用了十七年。

長樂路一直由外婆留守，遭到二次抄家，一次是天翔毛紡（父親的廠），一次是樓上被抄家，順道抄了我家。1979年部分抄家物品退回，但父親及阿爺留下分給他們子女的天翔，中紡，達豐股票卻再亦找不回來了。(全文完)


尊重歷史，我實話直說，若有錯漏，敬請指正。

📝余靜芳於Fremont 📝